那天我们在天津找到林苑东里，敲门走进张宅的时候，老人正在看电视里的奥运会报道。老人说话声音洪亮，也有点天津口音，他连连夸赞中国运动员了不起。老先生听说我们是《中华读书报》的，就告诉我们：“我订你们的报纸有好几年了，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。”
张先生今年夏天尿血，连续半个月，随时复发，一半尿一半血，看了吓人一跳。医院开始时用保守疗法，主要治前列腺。“他们用管子通，通了四次，我痛得受不了，我不干了。大夫让我拼命喝水，一天喝三瓶水，结果喝多了，把膀胱的血块给冲出来，渐渐尿就白了。水喝得太多，对胃的消化功能很不利，但是我也顾不了许多，治病要紧。”
医治中肉体的疼痛又让张守谦多年前牢狱之灾的记忆浮出脑海。老人一生中曾多次入狱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三次，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入狱一次，其中一次被判两年零三个月，结果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地服了满刑。
张守谦就是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人物“关永吉”。关永吉早年曾主编《益世晚报》副刊，“七七”事变后还编辑过《吾友》、《东亚联盟》、《文笔》、《读书青年》等杂志，以关山、关永吉、吴公汗等笔名在北京、济南、南京、上海等沦陷区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与评论。后入华北文艺家协会。1944年冬赴汉口任《大楚报》总编，创办“南北丛书”、“快读文库”与《新评论》半月刊。后发表小说多部，这些文笔熟练、直露流畅中透着沉重凄怆、强烈的时代感与冀中乡土气息的小说，“折射着沦陷区人民的痛苦、困惑与不满，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”。他还发表大量杂文和评论，批判“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、堕落和庸俗，以文笔犀利健康称著于华北沦陷区文坛”；他的一系列论文“提倡反映中国人民真实生活与思想的‘乡土文学’，反对日伪提出的‘国民文学’，探索适合沦陷区文学沿着中国新文学方向发展的理论体系，在抵制日伪文学统治和使沦陷区文学健康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”（封世辉，《关永吉小传》）。
说起是怎么编副刊的，张守谦说，那时候他给编辑写封信，说要编一个副刊，第一期、第二期什么内容，问人家同意不同意。人家同意，他就过来编了。当年的《益世报》老编辑吴宝心几年前已经去世了。他生前曾经给张守谦写过条幅。“他是《益世报》的老编辑、老前辈，去世时八十二岁，他一走，就绝了。别的人都是日本投降后去的。”
1944年，在汉口办《大楚报》，关永吉虽然是总编，但是只看副刊的稿子，因为当时是由日本军控制报纸，新闻稿统统由日本侵略军提供，作为编辑，没什么可看的。当时因为电力供应十分紧张，所以报纸只能出两版。关永吉现在还记得当年汉口的贫困，他说日本快投降时，他亲眼看到连日本兵都变卖东西换粮食，亲眼看到日本兵偷偷地向中国老百姓要饭。关永吉当时和沦陷区其他的作家也经常有联系，现在还在世的已屈指可数。那时大家不定期地秘密开会、讨论。关永吉和梅娘在四十年代就在北京相识，当时梅娘办了一份刊物叫《妇女导读》。最近几年他们之间也经常有书信往来，也相互寄书。在华夏出版社这套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”丛书中，沦陷区作家只选了三个人，关永吉、袁犀和梅娘。
关永吉本人的作品，他最喜欢《风网船》、《苗是怎样长成的》，他说，“苗是怎样长成的”，就是说“仇恨”是怎样长成的。《恋爱》，老人说，那是借了一个“恋爱”的故事，来讲当时的社会状况，对当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一个真实的记录：豆角多少钱一斤，电影票多少钱一张，烫发一次多少钱。老人说，他觉得他早期的作品虽然有点幼稚，但写得很认真，他说他后期的作品就有些“油滑”，玩弄技巧。小说家关永吉对自己的作品仍有一份自信，他说：“我的小说别的不好说，但是爱国主义还是表现得很充分。那时也没有阶级斗争观念，只是凭着一股感情在写。”
1957年，张守谦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当时他还在天津速成中学。他的身份从此改为工人，到了大港油田。张守谦不会采油，也不懂其他技术，于是就被分到食堂当大师傅。可是做饭、炒菜也不是张守谦所长。后来摘掉“右派”帽子有点偶然。那时原单位是学校，但学校没人管这事。这时他的孩子在农村入了团，村里干部觉得这事得解决，不然把张守谦一个人扔在这儿算什么？村干部说，你们孩子表现好都入了团，你也应该“摘帽”。他们不管，我们给你摘。村干部就主动跑到张守谦的原单位，给张守谦“摘了帽”。
张先生讲，曾写过一首万行诗，当时是因为年轻气盛，你写八十行，我就写一万行，作者现在已觉得这个东西在艺术上“毫无价值”，但老人的怀旧之心使他还想再看一看自己年轻时的才情和勇气。他听说现在北大图书馆还藏有一册，但托人去问，人家不让复印、照相，只许手抄。手抄要抄到什么时候？老人只好放弃了这个要求。
近年来，对关永吉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，其中有范志红、王素华等在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》和《新文学史料》上发表的长篇论文“关永吉论”和《关永吉访问记》，等等。关永吉研究在日本也有人在做，由杉野要吉、杉野元子父女合著的一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中，有专章讨论关永吉的文学成就。北大中文系也有研究生以“关永吉和他提倡的乡土文学”为题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。
去年10月，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”丛书，其中收有《关永吉代表作》。在天津作家中，这套丛书中只有关永吉和孙犁。
张守谦与这些研究者和学生的关系很融洽，有的人来到天津，曾经干脆住在张家。
张先生与老伴当年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用张先生的话讲，是“媒妁之言”。当年张守谦千里漂泊，妻子就一直相跟着，他到汉口，她也到汉口，这样一跟就是一辈子。前不久，张先生的单位的老干部为老同志们搞一个活动，纪念老夫妻们的金婚，张先生说，我们结婚都六十五年，早过期了。
张夫人的身体相当好，就是耳朵不好使了，听不大清对面的人的说话声。他们现在住的，只是一套八十年代样式的很小的两居，屋里显得很挤。儿女们虽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，但是大家轮流照顾他们。儿女们没有学文科的。
张老先生谈兴很浓，最后还说到在上海解放前他在上海办书店的事。他在外滩附近的书店实际上办成了一个“交通站”，经常掩护地下党。后来书店资金不够，是从荣毅仁那里找的钱。
我们告辞的时候，张夫人要送，被我们劝住。最后是张先生的女儿送我们出来。一出楼门，就是喧闹的菜市场。正是中午，买菜、卖菜的，人来人往。现实中百姓日常的喧哗那样真切、生动，几乎要掩盖住我们刚刚听到的往昔的故事。
关永吉（1916．2．16—），原名张守谦，曾用名张岛、张旗，河北静海人。1932年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，次年起发表《汽车》、《兵变三部曲》、《益三先生》等小说并主编《益世晚报》副刊《诗神》，又次年与人创办《北极》旬刊。1935年入北平汇文中学读高中，主编校刊《汇文》月刊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成员，因“共党嫌疑”被判刑两年半。 “七七”事变后自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，又因“抗战嫌疑”被捕，尔后以编辑与写作维生。先后编辑过《吾友》、《东亚联盟》、《文笔》、《读书青年》等杂志，以关山、关永吉、林?（野）、林丛、林柳、山灵、吴褛、吴公汗、上官筝等笔名发表文学创作与评论。1941年入华北文艺家协会，1942年入华北作家协会（后被推举为评论部委员）。1944年秋因处境不利去南京觅职未果，于冬初赴汉口任《大楚报》总编，创办“南北丛书”、“快读文库”与《新评论》半月刊。沦陷时期，他出版有小说集《秋初》、《风网船》（又名（流民》）、中篇小说《苗是怎样长大的》、长篇小说《牛》，发表有《泉》、《江边》、《恋爱》、《小丑》、《镇长和镇长的儿子》等长短篇小说；他发表了《新文坛的危机》、《游牧、老爷，名士和文学家》、《谈旧账与唱老调和就此打住》等大量杂文，并将它们结集为《食客集》、《怀狐集》、《寻梦庵杂文》，这些杂文批判了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、堕落和庸俗，以文笔犀利健康称著于华北沦陷区文坛；他发表了著名的《袁犀论》、《刘萼〈雷妍〉论》、《评毕基初〈盔甲山〉》等评论，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评论家，发表了《揭起乡土文学之旗》、《新英雄主义，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》、《论文艺大众化之形式与内容》、《中国新文学的进路》等有影响的论文，在抵制日伪文学统治和使沦陷区文学健康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。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华北并进入解放区，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等部门工作，1948年被派往上海做敌后工作，上海解放后转调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任职，1951年回天津后先后在第三中学、速成中学、师范大学工作。“反右”中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，平反后，有关于古籍整理的近20篇论文发表于各地书刊，与人联合主编的长卷《天津地方志联合目录》与大型工具书《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》出版，个人校点整理的《敬乡笔述》、《津行纪略》、《精神降鬼传》等古籍付梓。现为明清小说研究会与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，中国图书馆学会与天津戏曲小说研究会会员。 （摘自《关永吉小传》，见《关永吉代表作》，封面辉编，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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